张崇楼的河曲情结

      从1969年冬至1979年夏，我在河曲县委做了整整十年的“御用文人”，从秘书办公室干事而副主任，而主任。这十年是我一生工作最累而又最快活的十年。因为我和四位书记的关系密切而被公认为“红人”，也因为我的“笔杆子”的原因而成为县委写作班子的“班头”，像后来做到书记县长级的“人物”刘培荣、全在仁、王文才，以及当了局长的郭来喜都曾是我的手下，当时被人们戏称为“四驾马车”。大年三十、初一，人皆在家忙活过年，而我却还在烧着炉子的办公室里写正月初十前就要召开的三干会上县委书记的报告。有一年王九雄进去看我，笑着说：“大院里你是第一个真革命”。这十年，写过几十甚至几百万字?我根本记不清。因常加夜班还弄下个失眠的毛病。即使这样，但心情却无比愉悦。为什么?仔细回首是因为遇到了四位有知遇之恩的县委书记：刘云程、张崇楼、王海元、裴涌舻(注：刘在当时的称谓是“县革委主任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他们都是“绝对的好人”：刘之严谨，张之谦和，王之忠贞，裴之仁厚，无论过去和现在，在河曲县都是罕见的人物。文革中相对于全国的大乱，河曲没有两派对立形成斗殴，甚至是比较安定的小气候，与他们的个人品质关系极大。四人之中，我跟随时间最长的是张崇楼书记，他是以县武装部政委身份支左而到地方任县委书记的。从1971年6月至1974年12月，共3年半，此后撤回部队至1978年5月调离河曲到五台县人武部任政委。

2015年河曲电视台《河曲骄子》栏目专门到太原采访了张政委，在谈到海元书记已逝时，他痛哭流涕不能自已。当最后谈到他想念的许多老同志和感谢河曲人民时，又泪如雨下，几度哽咽。张政委当时已经八十八岁，且患有冠心病，在人生将近终点时，他如此放不下河曲，放不下河曲人民，真是感地动天!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一段话。当我看完这个节目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已者容。”在张政委任上我一年之内连提两级，由干事到副科又正科。我知道这信任的份量。其中当然也有不同意见，但他总是为我辩白，因为他太了解我了。他跑过有百十个村庄，大部分是由我陪他，吉普车将我们送到公社后就回县城去了，因为那时全县只有两部吉普车，别的领导还等着用车。然后我们就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步行着去。我们食则同桌，寝则同炕。在墕头村，我们住在老支书王混牛家有四五天，正是大新正月，不料突来电话我的岳母大咯血病重，张政委催我快回，而我则不忍丢下他一人，最后叫当时南墕公社书记周贵高过来陪他转完附近几个村子。我则由洞沟步行回巡镇然后坐班车回了县城。在沙坡子村，张政委推广忻县“羊卧地”经验，他和我还有公社书记何文玉，大队支书邬良，与羊倌一起，吃过晚饭即到了地里，隔一阵子倒一块地，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多才回去。当时正值早春，天气很冷，我们每人披一件老乡借给的大皮袄，黑灯瞎火，熬了个通宵。此情此景，终生难忘。那时我不禁想：眼前这个人，不就是活的焦裕禄吗?

张政委是我见过最仁慈的人，我从未见他发过一次脾气，训过一次人，是典型的“谦谦君子”。他不像军人，而是像一位穿着黄军装的善大叔，他对谁总是笑咪咪的，见了小孩，就摸一下头，说上一句他很欣赏的河曲话：“猴娃娃”。他喜欢的河曲话还有一句“合适的”，常常挂在嘴边。而他的忻州方音，则根本听不出来。

2009年，张政委82岁，在离开这块土地31年后，他又重返河曲。他要我领着他看了当年的老同事杨在泉、王兴达、王荣华、刘祯等人，还有海元书记的老伴。原副县长王兴达、公安局长刘祯早失语，但王见到张政委后又忽然之间迸出两个字“好人!”，令在场所有人震惊!已九十岁的刘祯则只能扁着嘴流泪。张政委此行还专门拜谒了老朋友王海元墓，碑楼依旧，而衰草枯杨一片凄凉。张政委不胜悲怆，伫立良久，同来的司机为我们俩在此拍了一张照片。想不到他和他们之间的感情竟如此深厚。要知道，文革中支左的军人到地方任一把手，属于军事管制性质，大都很“牛”，颐指气使是通病，飞扬跋扈也不少。像张政委这样屈己驭下，谦恭待人的实在罕见。他的儿子张炳太在河曲农村插队表现很好，村社层层推荐上山西医学院，可同时王兴达副县长的儿子王雄也被推荐了上来。一个指标，两位领导，义利面前，张政委主动让贤，王雄上了山西医学院，后来读硕士，出国留学，成了山医大教授，心血管专家。炳太也于次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山西医学院，一路读研深造，现为山医大二院外科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张政委成人之美，自己也得到好报，岂非天意乎?

张政委品格高尚，以德治县，还体现在他令人信服的领导艺术上，兹举一例。

前面提到的王荣华副县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是河曲的青年才俊，是有名的“河曲三王”之一，大跃进年代即是县工业局长，后来任公社书记、教育局长，是我崇敬的老上级。文革中，他因出身地主家庭，被打成黑五类批斗罢官，遣返回老家旧县药材站当会计，从天上掉到地下，生计十分艰难。有一年，县上正在大礼堂开千人大会，突然停电，会场顿时成了哑场。至于平时停电更是家常便饭，百姓苦不堪言。县常委开会，决定调一名强将去电厂当一把手，众人一致举荐起用王荣华。决定后，组织部长和王谈话，不通;县委副书记谈话也不通。最后只得由张政委亲自出面。张政委压根儿不谈工作，而是先递烟、敬茶，拉起了家常。王一肚子苦水唤起了张政委深深的恻隐之心，他第一次知道王荣华有如此的苦难经历和巨大的内心痛苦。王荣华出生于旧县有名的王氏家族，兄弟六个，他行六。青年时代由河曲第二高小毕业入晋绥二中，其间由父母包办娶妻并生一子。他厌恶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在《婚姻法》颁布后离婚了结，另娶了个心爱的王氏女子为妻，王氏漂亮贤慧，他们恩爱非常，生了二儿一女。但上天不佑，王氏在二十四岁时即罹患风湿性心脏病。王荣华为此夙夜难眠，为治妻病，他学中医，学西医，连绵数年，竟学成了一位医道不浅的医生。我在他手下当干事时，同志们有病，王局长便可开出药方，方子拿给医生，没有不认可的。即使这样，也未能留住爱妻的性命，在小女儿只有2岁、两个儿子只有7岁和5岁时，妻子还是弃他而去。殁时只有27岁。他肝肠寸断，守着三个幼小的生命，度日如年。他知道，今生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妻子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他才三十出头。于是在两年之后，他又续娶了一位离异的民办教师张，前几年尚好，又生了一儿一女。张也由民办转成了公办(教师)。但当文革中王被遣送回旧县后，张马上变脸，对王十分苛刻，想着法儿逼王分手，王给孩子做的干粮，她竟用脚踩碎。闹得王十分无法，只得离婚，孩子也全留给他。从此王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没有办法，只得把自己的姐姐接到家中，帮助扶养。他又患过肺结核，面黄肌瘦，软弱无力。谈话末了，他神色黯然地说：“张政委，像我这种人还能干成什么事吗?”张政委听后，沉默良久。他最后对王说：我给你解决三个问题，你看行不?第一，把你姐姐一家的农村户口由旧县炭水村转到城关镇坪泉村;第二，将你姐夫的工作由乡村教师调到县委党校;第三，在党校院内分给你三孔窑洞(一进两开)居住，院子里的空地随便种，解决吃菜问题。党校就设在原来闫锡山修在坪泉村北的大营盘，离村子不过二里路，孩子上学也很近。王听后十分感动，谈完话已是腊月廿四，他连家也没回，就直接到电厂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工作。他励精图治，电厂不久就扭亏为盈，成了河曲第一纳税大户。王荣华的才干确实不容小觑。王在改革开放初期即被提拔为副县长。那个离了婚的老婆至此悔恨万分，请求复合而不可得，终至神经分裂，结局悲惨。王荣华一生才高气盛，不肯轻易服人，但有一次一位朋友问他：“河曲县委书记中你最佩服谁?”他铁铮铮地答三个字：“张崇楼!”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河曲的民意，百姓的口碑。

张政委将河曲视为他的第二故乡，他们一家与河曲百姓的关系简直就是一种亲戚关系。他的儿子前面已有介绍，儿媳郝敏是浙大博士，二院副院长、全国著名妇科专家。河曲人到二院看病只要给他们打个电话，马上迎接安排，有时他们不在太原，便委托同事代为安排。竟至有好多同事一直误以为郝敏是河曲人。神华河曲煤矿一工人井下事故致胫腓骨粉碎性骨折，离开河曲时即给炳太打电话，当时他正在晋中出诊，接电话后立即往二院打电话委托同事作紧急处理。救护车到太原时，一拨电话，医生马上下楼接诊，安排住院。最终将粉碎部分全部接好，痊愈如初。这要处理不及时或医术不高明是非截肢不可的。所以河曲人到山大二院看病住院有“靠山”，“靠山”便是河曲这二位“老乡”，颇有些引以为傲。

张政委生于1927年，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患有冠心病。我去太原几次想去看他，但又担心他情绪激动，不敢去。今年正月，鼓起勇气给炳太打了个电话，知他安好，方才放心。愿我们的好书记、好政委，平平安安，长命百岁!